董秀玉:出版“铁娘子”和她的诗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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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岁时,她稀里糊涂的成为了一名编辑,开始了她的出版文化之旅;61岁时,她功成身退,为自己的职业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73岁时,她仍发光发热,创办了著名的活字文化。她不是诗人,自己却诗意的活着;她不是作家,却出版了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她不是清道夫,却以发展文化为己任。她就是董秀玉。董秀玉,曾任《读书》编辑部副主任、北京和香港三联书店总经理、总编,同时,她也是《三联文化周刊》和韬奋图书中心的创始人,并且创造了著名的活字文化。董秀玉在出版界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由她策划或参与的书大多都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并且能引起出版市场的流行风潮,如历史学家汤晏先生的《一代才子钱钟书》、杨绛先生的《我们仨》等,都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出版图书。有人这样评价董秀玉:在‘出版商’中,她有特别的文化关怀和文化自主性。她能像男人一样态度强硬地干大事,又存留着女人柔软而敏锐的内心,还有孩子一样明亮的眼睛和纯真的笑。她生命中的每一个节点,都充满了激情和挑战。正是这满腔的激情和面对挑战时不屈不挠的坚毅性格,能够支撑她度过每一段艰难的日子,并从中汲取更多的养分去壮大自己,最终夺得桂冠。在笔者看来,董秀玉身上有着太多的优秀品质值得我们后辈去学习和发扬,而这些精神和能力都是当代出版界乃至整个社会所需要的。在这个经济发展日益迅猛而文化市场日益浮躁的今天,我们不仅需要她优秀的编辑思想,也更加需要她的优秀品质来为我们指明前进的道路。一、重视校对,好校对强过一般编辑编辑,是一辈子跟书结了缘的,董秀玉这么认为,但是,好的校对真比一般编辑都厉害。董秀玉说到。在她看来,校对的阶段是能够培养编辑的读书兴趣和爱书习惯的重要时期,同时也能够培养编辑的审读稿能力,也是培养职业编辑的第一步。董秀玉在1956年考入人民出版社时,做的就是校对工作,而且一做就是十几年。这十几年里,在别人看来是比较枯燥的工作,对她来说却是一种享受,因为可以每天读书稿。在董秀玉看来,十几年的校对工作对她的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她可以借校对之便拜读许多大家的文章,去感受不同思想的碰撞和交融,去感受不同理念带来的思想的火花。同时,校对工作给了她请教不同老师的机会,她可以借工作之便向前辈请教,在交流中学习他们的独到之处,进而积累知识,为自己日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社长王子野曾要求每一个编辑在上岗之前先做一年的校对,董秀玉深以为然。她自己在挑选新的编辑时,也是极为重视他们的校对能力。校对是能够考验一个编辑的耐心和沉稳的工作,因为长时间盯着书稿会使人生出枯燥无聊之感,难免会心烦意乱,进而影响整篇书稿的校对质量,故而沉着冷静、耐得住寂寞是一个优秀的编辑必备的素质。此外,校对工作需要编辑们心细如发,细致认真,一点也马虎不得。正是这些近乎严苛的要求,才使得董秀玉培养出了一批批优秀的编辑,如司机出身的赵丽雅、工人出身的王焱等,有的甚至还成为了社科院的学者和作者,在各自的领域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不喜欢浇花的人,也不会喜欢花,董秀玉重视校对,是希望通过校对工作能够培养编辑读书、爱书的好习惯,使他们能够掌握成为一名优秀编辑的技能,在这个琐碎、辛苦的工作中寻找快乐。董秀玉认为,只有喜欢书的人,才会心甘情愿为了自己喜欢的事物努力,并且乐在其中,甘之如饴。事实证明,校对工作对董秀玉的影响是深远而持久的。她人生中真正的转折、提升,形成清晰的文化理念和出版视角,以及她果断刚毅的出版作风,都在那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书犹如人,品与格最重要在谈论到出版理念上,董秀玉曾说过:人以品为重。作为人类精神财富结晶的图书,‘品’和‘格’则更至为重要。她在策划图书时,坚守人文精神和文化尊严,而且不仅仅考虑当下,更要考虑产业和品牌的长远发展,尤其是对社会担起应当尽的文化责任,力求做出既能体现文化价值也能满足读者阅读期待的高质量图书。董秀玉在策划杨绛先生的《我们仨》时,一开始并没有想做成畅销书。当时杨绛先生给了董秀玉很多图片,她尝试做图文本,可是排版样本出来之后,感觉图书整体气氛不对,和她预想的效果截然不同。于是她果断做出决定:第一,把大部分图片抽下来,全书以文字为主,不让图片掐断杨绛先生的文思;第二,留下来的图片,由彩色改为双色,力求给读者留下温馨、朴素的形象。因为实在不忍心打扰杨绛先生,也没做一些太过商业化的宣传和炒作。可是《我们仨》一上市便引爆了销售市场,20天内冲印五次,四个月共销出35万册。董秀玉在上海召开的畅销图书营销研讨会上说到:出现如此局面,只是因为它本身具有成为畅销书的潜质,我仅仅是把《我们仨》最符合这个文本的形式给做了出来。这是董秀玉眼光独到之处,她追求的是最符合图书个性和风格的形式,而非盲目地追赶图文本的潮流,真正的做到了图书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在董秀玉看来,一个优秀的编辑必须要尊重图书的品与格。市场诱惑其实是很大的。你心神一乱,就会丢失自我,乱了出版的本意,这里确实有一个文化自觉的问题。不能眼花缭乱,也不能随波逐流。她强调尊重书品,保持原书固有的特色和定位,不因市场潮流而轻易动摇;尊重书格,坚定的传递书中优秀的思想,不因与社会主流思想不符而更改。也正是她的这种思想,才将一些优秀的作品和深邃的思想展现在世人面前,也为我国的文学事业发展画上了令人惊艳的一笔。三、身先士卒,大刀阔斧促改革1987年,对董秀玉和港三联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董秀玉来到香港,对港三联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开始展现她惊人的编辑实力和经营智慧。这一年,港三联起死回生,成功扭转了不断亏损、日益衰落的局面,成为了出版史上的一段传奇。而这段传奇的背后,则饱含了董秀玉辛勤的汗水和无私的付出。在香港,董秀玉所面临的压力是巨大的。不说思想上的隔阂,单单只是港三联面临的经济压力几乎就是致命的。当时的港三联已经长期处于亏损状态,而在她上任的第一年,国有企业改革,实行自负盈亏制,也就是说她不仅要扭转港三联亏损的局面,还要填补前几年的经济窟窿。她的压力瞬间大了起来。董秀玉是一个实干家,在港三联的改革上她终于展现了她雷厉风行的一面。杂志没销量,她深入到基层调研,最终联合多个主编策划多本畅销书。她在港三联进行了调整改革、团结员工、开拓发展三个方面的工作。在工作上,她不辞辛劳,身先士卒,一马当先;在人才上,她团结员工,不问出身,但求贤才;在体制上,她进行内部优化,精简机构,改革组制;在选题上,她立足当下,突破陈规,慧眼识珠;在经营上,她改革理念,直面市场,完善分销渠道。事实证明,董秀玉对市场及改革的把握极其精准,她深谙出版和经营的规律,改革的成功也成了必然。董秀玉的一系列措施取得了长足性的进步。第一年摘掉了亏损的帽子,开始盈利,89年盈利增长44%,90年比上一年增加139%的利润,91年又增长了62%。她又开了三联四十多年历史上第二个更大、更新型的书店,当年赚回本金;与上海合作,开办沪港三联,效益不错。她在香港的那几年,港三联经历了它最为辉煌的几年。有人说没有董秀玉就没有港三联的今天,这句话丝毫没有夸张的成分,她拯救了港三联。鲁迅曾说过: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冷笑家的同意,是在见了功效之后。董秀玉在初到港三联时,也是备受争议和质疑的。他们认为这样一个瘦瘦小小、不懂香港文化的女人是无法改变港三联衰颓的局面的。可是,董秀玉做到了。她不仅扭转了这种糟糕的局面,还推动港三联迎来了它最辉煌的时期。董秀玉对港三联改革的成功,成功的颠覆了港三联对市场的传统认知,让他们从正经却固执、单调、乏味的审美和价值观中解放出来。董秀玉的改革经历,深深的体现了她作为一名优秀的出版人所拥有的独到的见地、高深的经营智慧和浓重的理性主义色彩,也体现了铁娘子不畏困难、勇于探索、知难而上的奋斗精神。正是她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和愈挫愈勇的生活态度,才使得董秀玉的形象愈发的鲜活起来。而她用自己的态度与精神,激励了无数迷茫无助的后辈,帮助他们重拾前行的信心,也活成了自己最肆意的模样。四、拒绝诱惑,人文出版要坚守底线做文化,没有一些理想主义,没有一点人文关怀是不行的董秀玉强调,人文关怀主体是对人的关怀,进而是家、国、天下。有这样的情怀,又愿在具体的出版行为上去实践出版理想和热情的出版者,才能真正的出好人文书。这样的出版工作才真正的对社会发展有利,对教育事业有利,对老百姓的身心健康有利,对民族和国家进步有利。董秀玉在做出版时,坚持着眼于人文出版的长远发展战略考虑,在出版娱乐化、消费化的潮流中,希望通过商业理性来为人文理想找到出路。有些人认为,董秀玉不是一个出版家,而是一个出版商。因为由她策划的图书,无论是畅销书还是人文类图书,都在市场上取得不错的经济效益,她更像是一个商人,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更好的挖掘图书的价值。对于这一点,董秀玉是坚决不同意的。不赚钱,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做人文出版’,但是只顾赚钱,更是偏离航道。我不赞成做学问书或人文书一定要畅销书来养的思想,作为经营者一定要考虑人文出版自身的发展问题。我们要从经营上想办法,使得学术和人文图书能够有更好的条件发展下去。董秀玉强调,出版人要坚守人文出版精神,不受市场诱惑,并不意味着人文出版要和经济效益撇清干系,这是一个不健康的出版发展现象,从长远来看,将影响出版的正常发展。纵观出版史上一些经典的人文书,如《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百年孤独》、《窗边的小豆豆》等,这样的老书之所以能够年年销,都离不开出版人在经营上的努力、用心和智慧。而目前国内出版市场又陷入了跟风的怪圈,这在董秀玉看来是极不可取的。她认为,出版人应该对市场有一定得了解和把握,在选材和定位上要有自己的见解,不能流行什么就做什么。她对于编辑的选材也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最好的选材不一定适合自己,而最适合自己的选材也一定是最好的。这就是董秀玉,坚守着作为一个出版人应有的责任和道义。她能够在充满诱惑的市场中准确地找到自己的方向,不做市场的追随者,坚守出版的底线不动摇。在跟风现象严重的当下,她的思想更显得可贵,也更加值得推广和弘扬。五、老骥伏枥,活字文化扬中华北宋大儒张横渠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董秀玉就是一个这样的人。2014年,董秀玉成立了以立足本土、面向世界、活化海内外优质人文资源为宗旨的传世活字文化有限公司,致力于出版优质的思想文化艺术类图书和儿童教育类图书。活字做书是一个非常细致的过程,它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毅力,并且能够在浮躁的市场中保持本心,能够忍受不同的声音和质疑,可是这些董秀玉和她的团队做到了。在2014年出版了8本书,2015年出版了30本书,虽然出版的图书不多,但每一本都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活字文化重视对出版和儿童文化的发展,大力打造优质的文化艺术图书和儿童教育类图书。董秀玉本人也极其重视对儿童教育类图书的发展,她希望将活的文化进行无限的组合,带给儿童读者和成人读者不一样的阅读体验和无限的可能性,创造属于未来的传统。少年志则国治,少年强则国强,董秀玉也认为儿童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希望,他们是祖国的未来,所以她极为重视儿童图书的出版,坚持一定要为孩子们出好书。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曾说过: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都大些。不得不说,董秀玉是出版人中践行以出版发展促进文化发展,以文化发展促进民族进步的佼佼者。活字文化自创办以来,首批推出的人文出版产品除了《给孩子的诗》之外,还有诗人欧阳江河注释版长诗《凤凰》和国际学者刘禾的侦探体文学研究著作《六个字母的解法》。《给孩子的诗》是北岛花费3年时间选编的,这本书共收录中外文诗歌101首,旨在提高孩子的想象空间和创造能力。选编的标准一是音乐性,二是可感性,三是经典性。这本书得到了董秀玉的高度重视,因为整本书的选编标准和编纂思想与董秀玉的观点高度契合,在她眼里这是一本拥有极高价值完全适合孩子阅读的高质量图书,而这在当前的出版界是不常见的。活字文化还启动了一系列的人文出版项目,如给孩子一部好作品,而董秀玉作为负责人,号召了众多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编辑和优秀的作者资源,积极进行选题策划,为出版更多优质图书不遗余力。在董秀玉看来,出版人本身就具有极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肩负着文化传播的使命,也肩负着传承文化、发展文化的责任。她本身也是身负正义感和使命感,她积极的承担应尽的文化责任,以文化发展为己任,大力促进文化进步,为文化繁荣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也为中华文化的走出去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笔者认为,董秀玉的成功绝非偶然。她热爱她的事业,这使得她能够把自己的满腔热情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去,这也是她前进的力量之源;她性格坚毅,不畏困难和挫折,用自己的吃苦耐劳获取宝贵的经验;她有高度的文化责任,她能在文化责任和商业利益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不断突破和发展;她坚守文化尊严,通过不断增长的实力去引领市场,而不是为了获得市场做小伏低;她注重人才培养,致力于团队建设,力求以新鲜的血液去推动企业的发展······对很多读者来说,董秀玉是陌生的,只是一个存在于别人文字里的人。可是对于整个出版界来说,董秀玉是鲜活的,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有人说编辑是为他人做嫁衣,而这个默默无闻的女人,却心甘情愿地做了几十年。而这样的一个出版界的女英雄,历史不应该忘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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